我在小村做计生专干的日子,终生难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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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前排除计划外生育这种可能,我们平时所做的随访、环检等这些工作,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但是,这是一场与群众斗智斗勇的工作,就算我们计划的再详细,工作做的再细致,可还是会出现纰漏。

人人都有故事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个作品

本故事为“红樱桃故事奖”入围作品

作者:张爱菊

作品原名:我曾经是名计生专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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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天,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在了一个一万多人的乡政府工作。我学的是土建专业,本想会给我分个土地管理员的职位,没想到却把我分配在了计生站工作,干起了专搞妇女工作的计划生育工作。

乡政府的工作中计划生育工作是重点工作,年底工作考核采取一票否决制。所以,乡领导对这项工作特别重视,把乡政府三分之二的人员划分到了计生站,而这里面多数是和我一样刚刚毕业的年轻人。

计生站长针对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人员做了专门的培训。培训会议上三十多岁的男计生站长张口闭口都是“结扎、放环”这些让人害羞的名词,他说的面不改色,可听的我们这些还没有结婚的大姑娘脸红的像夕阳,头都快低到脚面。

计生站中一名专干负责一个村,或大或小都是责任在人。我负责的是一个五六百人的小村子。

村子虽小,但地理位置却让人咂舌。五六百人分散居住在五个山头上,一个山头离一个山头的直线距离大概就是一两百米远的样子,但走起来却是下山,上山,曲曲弯弯的要步行好长时间。

九十年代末,村里还没有电话和手机这些现代信息工具,平时,乡亲们有啥事时都采用吆喝的方式。站在这个山头上对着另一个山头,两手放在嘴边做喇叭状喊一嗓子,对方的人就能听到。所以,乡亲们总结自己的生活是“走路基本靠脚,联系基本靠喊”。

我第一次下村时,是乡上的领导正好要去这个村调研农业工作,我搭乘了他们的公务车。十几公里的山路,单位的那辆年代久远的北京吉普吱吱呀呀的爬行了一个多小后在一个山角下停了下来。

下了车之后,我们改为步行,山角下离村子里的第一个小山头还有五六里的山路要爬。我们脚上全是球鞋,当时天刚下过雨,一步三滑,从没有走过这种山路的我几乎是手脚并用的爬完了这段路。

村上的书记家就住在第一个山头,这也是整个村子最低的一个山头。村书记知道我们要来,早早站在路口等我们。

在我的想象中村上的书记应该都是男人担当,但这个村的书记却是一位大姐,人很干练,说话做事一点都不输给男人。简单的寒暄后,领导给她介绍了我,她迷着眼睛笑着说:“我们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以后就看你的了。”一句话说的刚参加工作的我脸上有点发热,心有点发虚——对于计划生育工作,我真不知道该从那里入手。

书记大姐领我去了计划生育活动室,所谓的计划生育活动室,同时也是村活动室,只是占用了一所村学的一间教室。这所村学共有四间房子,左边的一间是教师的办公室+宿舍+灶房,中间的两间连通在一起是一所集一、二、三年级的复合班大教室,右边一间就是活动室。

活动室的门前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牌子“计划生育活动室”“党员活动室”“育龄妇妇培训学校”等,名目繁多。活动室的侧面墙上则用红色的油漆写着计划生育宣传标语——“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几个字写的醒目而刚劲有力。

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教师热情地给我们打开了活动室的门。书记大姐给我做了介绍,说她叫小芹,是临近村子的人,现在在这个村当民办教师。

活动室里各种表册名目繁多,墙上一张大表册登记着这个村每个月的人口变动情况,出生数,死亡数,男、女人数一目了然。

我根据培训的内容把这些数据全抄在了笔记本上,心里再默记,希望如计生站长所说,“对各自村里的数字做到一口清。”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个数字,可里面的逻辑牵扯让我感觉比数学题都难,反反复复好半天也没有记清楚。

干计划生育工作不只要头脑清楚,而且还要嘴勤,腿快,脸皮厚。当时有一种随访手册,就是每一个月我们计生专干都要入户随访育龄妇女一次。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随时监测育龄妇女的怀孕情况,以免发生计划外生育。

所谓的随访就是要面对面问清楚育龄妇女这个月的月经开始与结束的时间,这本是一个隐密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和育龄妇女面对面交谈,把面谈的内容登记在随访手册上,彼此在手册上签字确认。

好在那几年农村外出打工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许多育龄妇女都呆在家里,所以,这项工作也基本能够完成。

我第一次随访的第一户人家是张大婶家,他的的儿媳妇刚生过孩子,属于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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